第03版: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通信故事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通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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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文/武锁宁 责任编辑/曾娅 版式设计/董晓利

出版时间:202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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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时,电台总数和技术人员总数不及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然而,从红军东征到西征,从沟通共产国际到促成三军会师,从建立西北统一战线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每一个关键时刻,红色电台从未缺席。

哪里急需 派往哪里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和通信人员合影。

  在资源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红色通信之所以能完美地支撑各项工作,首先得益于三局上下有一套“八个茶碗六个盖,哪里需要哪里派”的高效机制。

  红军通信在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派了6个无线电台的全班人马到四方面军。过草地后,张国焘不仅把红军总部和左路军全部留在了川西北,还把过了草地的右路军的大半人马拉回,使红军原有的通信资源大部分留在了川西北。后来,其中大部分电台又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过程中丢失。

  1935年10月,中央初到陕北时,整个西北红军仅有8部电台、39名报务人员。11月8日,王诤被任命为西北军委参谋部三局局长。王诤上任后,首先加强对通信人员和设备的统一管理,哪里急需就连人带设备配起套来派到哪里,确保中心工作的各项急需。

  那段时间,军委三局总部仅留了1部直属通报电台和1部新闻台,局长王诤亲自兼任通报台台长。

  1935年11月,中央下达设法联络红二、六军团的任务,王诤随即亲自挂帅千方百计搜寻。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值守,1936年1月27日,他利用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正在收发一份800字长电报的间隙机会,采用明码插入、密语沟通的方式,终于与红二、六军团取得了联系。

  1935年11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和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赵玉珍带着密码,经外蒙古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精神,并转达了共产国际希望与中共恢复通信联络的要求。王诤很快调来刚缴获的、当时红军功率最大的50瓦电台,组成了由赵玉珍负责的国际台(后改称11分队),开始寻找共产国际电台。

  他们按照约定,每天深夜,冒着寒风把电台抬到瓦窑堡西北的山顶上仔细搜寻共产国际的电台信号。第一天忙到夜里11点多,好不容易听到对方呼叫,但调准频点时,对方已经停止呼叫;第二天又忙了一夜还是没有联系上;第三天,他们将天线改动升高,对准西北方向,反复调整电台波长,终于在次日凌晨1点多,收到了共产国际5码一组格式的回电,恢复了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无线电联络。

  建立联络后,他们立即用赵玉珍带回的密码,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中央已到达陕北的情况和中共致力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

  随后,利用这部电台,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密切联系,一次次耐心致电张国焘,告知共产国际坚决反对其另立“中央”的立场和态度,一步一步劝其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

  与此同时,为了尽快扩大红军规模,积攒与日军展开正面抗战的实力,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

  1935年12月24日,中央确定东征计划:以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渡过黄河后向北进攻;以红一军团主力为右路军,过河后向南急进。毛泽东、彭德怀率十五军团和一军团各一部分组成中路军,向太原方向佯动牵制晋军主力,为南北两翼消灭敌人、占领广大地区创造条件。

  接到任务后,军委三局立即调兵遣将,把总部台和国际台以外的6部电台全部配齐资源派往前线。北路、中路、南路各两台,形成了完整的作战通信体系。

  这次作战,红军75天消灭晋绥军7个团,俘4000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迫击炮20余门、电台一部。此外,还在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红军的抗战主张,建立了游击队或游击区,扩红8000多人,筹集30余万元资金,大大缓解了红军的经济困难,取得了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

  东征部队回师陕北后,按照“以打促谈”的方针,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但国民党政府拒绝议和,派嫡系汤恩伯督促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及马鸿逵、马鸿宾部加紧围堵陕甘苏区。中央分析,晋军已被打疼、不敢擅动;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正在“发酵”;考虑到巩固西北根据地和接应红二、四方面军的需要,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西征命令: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及红一方面军总部所辖的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5万余人,组成由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重点打击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向西拓展。

  接到军委的西征作战命令后,三局除了把东征时的电台调往西征部队,还用新缴获和购买的设备,组建了4个电台队,一起派往西线。

  经过两个月纵横200公里的作战,红军又俘敌2000多人,缴枪2000多支,又缴获了两部电台,其中一部为100瓦大电台,又有6位报务员参加红军。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集中在陕北的无线电台达到34部,技术人员有100多人,加之无线电技术学校加速培训,三局基本恢复了中央苏区初期的实力。

就地取材 联络张杨



西安金家巷9号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公馆旧址。



西安七贤庄1号。

  到达陕北后,红色通信人还派出骨干积极参与“统战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由于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办法,既满足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统战工作的急需,也为后来建立全国的敌后统一战线积累了通信基础和经验。

  在直罗镇一战全歼东北军牛元峰师后,中央抓住机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以此展开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首先建立大西北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的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1月-2月,周恩来写信给宋庆龄,请她委派蛰伏在上海的原特科人员刘鼎,秘密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战的主张。随后,周恩来又通知历经磨难回到上海潜伏的涂作潮,紧急赶往西安帮刘鼎装配秘密电台。

  涂作潮是周恩来最早选送到莫斯科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家庭的他,14岁跟着姐夫和大哥学做木工,参加工人运动,所以周恩来给他起了一个代号——“木匠”。学成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参加党的秘密电台的创建工作,后到中央苏区创建了红军的第一个通信器材工厂。红军长征出发时,他因患痢疾留在了后方医院,后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回到上海,通过刘鼎找到了地下党组织。

  接到命令后,涂作潮立即赶到西安,向刘鼎要了15元钱,买了一台日制收音机和一些工具,两天时间就给刘鼎改装了一台5瓦的哈特莱式发报机,帮助刘鼎实现了与延安的电报联络。后又根据刘鼎的要求,装了一部方便刘鼎带进张学良办公处的更袖珍的小电台。随后,刘鼎又让他住进了我党在西安的地下联络点——七贤庄1号的德国牙医诊所,在那里预先装配了一台可向全国发通报的大功率电台。

  与此同时,中央三局派彭绍坤随李克农来到西安,同王以哲进行两次谈判后,请其代购无线电器材,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我方的秘密电台。

  不久,曾三带领申鸣鸿也到七贤庄1号设立办事处,利用涂作潮装配的设备,建立了大型备用电台。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见面,达成联合抗战协议,彭绍坤电台转为双方沟通的“公开台”。

  8月下旬,军委三局派刘克东随叶剑英、李克农等到达杨虎城部177师,与杨虎城谈判,先安排刘克东在177师部以通信排见习排长的身份,利用177师的电台与驻云阳镇的红军电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12月6日,军委三局再派梁茂成等跟随总政敌工部部长李涛从保安到西安,在西北军杨虎城总部建立秘密电台。

  就这样,军委三局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在特务密布的西安,建立起一张服务我党与张杨统一战线的秘密电报网络。据统计,1936年9月-10月,仅叶剑英一人就从七贤庄给中央发了30余份秘密电报。

设立专台 应对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军委三局立即组建以林青为分队长,黄金乐、邓国军为报务员,贾涵等为机务员的18分队,开设了24小时值守的专门电台。

  事变当天,电台收到张学良、杨虎城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战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三局18分队无线电台发出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杨虎城的复电:“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设立专台 应对事变红军绝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支持张、杨逼蒋抗日的主张。15日,周恩来、罗瑞卿、吴德峰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从保安出发,16日晚到达延安,由刘鼎迎接进城,17日下午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对策。

  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意见,但因电码错乱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重拍,直到20日才收到并翻译出。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即发出复电:“只有将全部行动基于民众之上,西安事变才能胜利。”并告:“应张杨之约,中共中央已派周恩来等于12月17日赴西安调停谈判。”

  在谈判期间,三局明确指示刚到任的西安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曾三:“该台通信业务上归三局管理,行政上属于李克农直接指挥。”

  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期间,18分队与西安代表团办事处、云阳红军前线指挥部、我党驻杨虎城总部电台之间来往电报非常频繁,加之西安信号微弱,18分队的同志必须昼夜持续工作,非常辛苦。李克农为此还亲自给陕甘宁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写信,请求给18分队报务人员“开小灶”。得到批准后,18分队每人每天可从机关合作商店领取四个馒头、一碟土豆丝炒羊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配合统战工作,三局又调配电台和人员,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先后在西安、兰州、太原的红军办事处建立起无线电联络电台,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广西李宗仁、山东韩复榘的电台建立联络。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潘汉年在上海加强同著名民主人士的广泛联络。三局通过国民党上层左派人士和国际友人的电台始终与他们保持着无线电联络。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涂作潮在张学良公馆的刘鼎住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一见面就拥抱着涂作潮说:“木匠啊木匠,你这些年吃苦啦!”周恩来转而接着问:“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原来想革命走出困境再刮,现在看到希望了,你有刮脸刀吗?”涂作潮说:“有,只是不太快了。”于是,周恩来用涂作潮的剃刀刮了蓄了几年的大胡子,容光焕发地走出张公馆,和蒋介石谈判去了。

  周恩来与涂作潮的这样一段看似随便的见面与交谈,又一次深深地鼓舞了涂作潮。在地下战线,很多人正是在周恩来身体力行的感召和激励下,坚守着理想和信念。

  西安事变一解决,周恩来、李克农就开始考虑在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事。临别,周恩来交给涂作潮一支自来水笔,里边装了一封给随蒋回南京的张学良的信,让他交给潘汉年再转交张学良。

  这样,1937年年底,涂作潮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接上了头,并装配了李白来上海后恢复的电台设备。无线电穿针引线,为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色档案

  刘克东(1918- 2004),陕西延川人。1934年参加红25军,学习无线电。1936年1月入党,由中央军委三局派往国民革命军17路军杨虎城部特务第二团做地下电台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后,17路军改编为第38军,刘克东任38军1057团通信排排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电台台长、中央军委三局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通信科科长、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解放初任西北大区邮电管理局局长。大区撤销后,任军事电信学院副院长。

  梁茂成(1919- 2006),福建长汀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8月参加红军,为红三军团战士,长征途中入党。1935年入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担任红三军团报务员,后在西安杨虎城部、周恩来领导的西安办事处、叶剑英领导的云阳办事处、中央电台一分队、中央直属电台十分队、军委三局干部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军委三局办公室干部组任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军委电信总局干部处科长、副处长,邮电部人事司副司长、干部司司长,北京市市内电话局局长、北京市电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邮电部政治部负责人。1982年8月担任邮电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纪委委员。

  刘鼎(1902- 1986),四川南溪人。1924年赴德勤工俭学,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33年到闽浙赣苏区任组织部部长,后应方志敏要求,筹建兵工厂,领导制造出35毫米迫击炮和炮弹。1936年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在促成建立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长,负责培训八路军通信技术人才。1940年5月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亲自设计步枪、掷弹筒、炮弹草图,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发出八一式马步枪、单向短枪、炮弹及各种炸药。1944年1月奉调回延安任军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任航空工业部顾问、中国兵工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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